伤医案毫无征兆或许正是不祥之兆

红足先生

2012年9月18日上午，一名43岁的男子在深圳鹏程医院候诊时突然拔出菜刀，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砍伤后，再伤一名女导医和一名保安，随后挟持一名护士狂砍，护士身中20余刀。目前，4人均被送医院治疗，暂无生命危险。（9月4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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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伤医、辱医，到杀医，医生这一职业，从“最高尚”到“最悲催”，如今恐怕还要被贴上“最危险”的标签。哈尔滨杀医案波澜未平，半年不到，深圳再次发生伤医血案，尽管尚未有医护人员死亡，但从事件造成4人被砍伤，其中一名护士更是身中20余刀来看，深圳伤医案的暴力与惨烈程度，仍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杀医伤医案的频发，已经引发了太多的讨论。究竟是什么让救死扶伤之地反而成了暴力伤医的场所？无论是对于当下医疗体制的反思，还是对由此而导致的医患关系继续恶化的担忧，更无一不击中问题的核心。只不过，似乎被“医不治己”所不幸言中，并一语成谶。频发的伤医案，尽管并不能算疑难杂症，其病症与病根，也早已被确诊，更不缺治疗方略。奈何，伤医事件仍然以更高的频率，更触目惊心的形式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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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体制尽管未必是一块完全啃不动的硬骨头，但指望几起伤医案，个别医护人员的生命和鲜血，便能撼动体制，的确也是过于乐观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医护人员配钢盔之类的做法，一点也不靠谱，但至少目前来看，想要不成为伤医案的受害者，还是要靠医护人员“自救”。

所幸，在这方面，并非毫无经验可循。国外的医患关系，也并非绝无龃龉。例如，美国同样受医患纠纷困扰。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急诊科医生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其工作场所遭受过至少一次言语或肢体上的暴力事件；而另外一个包括了美国65家急诊诊所的调查显示，有20％左右的医生，每周都会在诊所中遇到非法携带刀、枪的病人。为此，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就如何建立安全的医疗环境，避免和防范暴力侵入，颁布了可操作的指标。其中包括医院大门必须装备金属探测器，以避免凶器入内，同时还将暴力记录患者列入“限制访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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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防范暴力伤医的硬件设施和门禁制度之外，医患关系既然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避免其恶化和升级，即便存在制度上的阻碍，也并非完全没有努力改善的空间。在这方面，美国的同行同样给出了示范。解决矛盾的关键是医患之间加强交流和沟通，并进而达成共识。加强交流，也就意味着医生必须具有相当水平的交流技巧。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2012年对医学生入学考试内容进行了大的调整，增加了心理、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内容。言下之意，医护人员不仅要掌握医护专业技能，还要具备洞察他人情感的能力，只有对患者负面情绪洞若观火，医生才可以因势利导，尽可能地避免医患矛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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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国内医护人员而言，即便具备这样的交流技巧，要想充分与患者沟通，其实仍有难度。放在连轴转尚且还要被抱怨挂号难的背景下，医生能花多少时间与患者交流？又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量？既然根本无暇顾及患者的心绪，认为“行凶男子此前毫无征兆”，也就并不意外了。一个在医生看来很正常，也无需解释的治疗过程，却极有可能已经因为缺乏沟通而丧失信任，毫无征兆也正预示着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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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与国内有着类似医患结构的日本，在舒缓医患关系上的努力无疑值得借鉴。日本医疗机构设专人聆听患者苦恼，收集患者意见，其实相当于为医护人员分担了沟通功能；而常常在医院大厅上演的小型音乐会，更是极大地舒缓了医院的氛围。

一言以蔽之，体制或许不是一日就能改变的，但防范伤医案，仍不妨更多从细节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