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术道文化复兴之剑道-四

忆瑶姬

                                                                中国术道文化复兴之剑道                   

         我国历史上，击剑活动大致从周秦一直延续到了隋唐。隋唐以前，古人常常以文章、击剑相提并论，体现了一种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诗人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立抵卿相。”便是脍炙人口的一例。在我们看来，这种风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是孔子文武不偏废的思想的发展。然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禁兵之法也日益峻密，民间习武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自宋代理学家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这就使得重文轻武的意识社会化，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加上古代兵器和武艺也在不断演进变化，汉以后，剑在战阵中崇高地位让位于刀，剑逐渐衰落了。于是，剑的存在形式也从“相击”慢慢地向飘逸典雅的“剑舞”蜕变，及至明清，华而不实的“套子武艺”之类成了社会上剑的主要表现方式，古之“剑客”也变成了侠义小说中半人半仙的超人。
    可以推知，我国古代历久不衰的击剑之风，击剑的实践技术和理论，一定会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滚滚长河流入日本。
    在日本，人们至今把剑刀武艺的比试统称为“击剑”，这显然是对中国古语的借用。日本人民在传统上称佩刀为“剑”，称日本刀的实用技术为“剑道”。又称刀为“太刀”、“大刀”。这类术语也都源自中国，正透露出中国古代剑刀武艺对日本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一部叫《剑道》的剑术专著，卷帙为三十八篇。这部书应该是我国汉以前许多“剑论”的集粹，卷帙之多证明了古代剑论的发达，也可证明“剑道”一词为中国所固有。这部书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失传，“剑道”一词亦不复为后代沿用。日本武道至今保存并使用这个词，再联系到日本剑道的许多古老特色，使我们相信，包括《剑道》在内的我国古代的剑术论著和有关技艺确曾传到日本。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曹丕《典论•自叙》中，有一段曹丕自叙学剑始末的文字，其中最称精彩的一段是讲他与奋威将军邓展以甘蔗代剑进行比试的经过，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更是我们研究古代击剑细节的珍贵资料。已故的武术史家唐豪先生，曾以曹丕自叙比剑的动作名称与日本剑道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曹丕的“中其臂”，即日本剑道的击中“右笼手”。曹丕的“中面”和“正截其颡”即日本剑道的“击面”。曹丕的“突以取中”，正是日本剑道的“刺喉”。此可证明日本剑道称刺为“突”，也来源于中国。唐豪先生认为，这些击刺部位及名称术语的谙然相合，反映了日本剑道与中国古代击剑之间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我以为唐先生的结论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我国现代武术中的短兵，举凡刀、剑、鞭、简之类，基本上都是用一只手执器柄，练习者的功力水平主要通过完成“套路”来进行观察评陟，官方将这种形式的评分确定为“竞技武术”，对抗性的器械竞技形式在我国久已寝废不行。而日本的短兵主要是双手执柄，功力水平的高低主要通过有规则的竞技形式确定。相比之下，日本短兵的代表形式“剑道”，更多的保存了实战性，内容质朴，方法简练，有利于训练人们勇敢精神和顽强、机智等品质，自来是日本传统教育体制中训练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方法。双手执柄的刀法，在日本历史久远、流传有绪，应该肯定它是古代日本人民在短兵武艺领域里一项风格特异的创造。但是，如果寻根求源，我们就会发现，日本早期的双手剑刀法也应该源之于中国。日本的剑道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双手剑刀法的基础上，经过日本武士长期改进和充实后逐步形成的。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双手执柄的剑刀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可以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只是过去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罢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作些必要的考辩。

忆瑶姬

前面谈到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剑的鼎盛时代。但是，从春秋到战国，剑的形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春秋之剑短，战国之剑长，长短的变化几乎是成倍数的。春秋青铜剑，以举世瞩目的越王勾践剑为例，通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36。而战国铁剑的长度却常常在100厘米以上。解放初，湖南衡阳出土了楚国铁剑14件，其中最长者达140厘米。近年，在湖北宜昌发掘到的一柄铁剑，通长120厘米，把长30厘米以上。这类例证不胜枚举。剑的长短之变，固然同当时金属冶炼锻铸技术的发展和剑在战争中的实用意义的提高有关，但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就是剑的实用技术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代的短剑，基本上属于自卫武器，其把柄一般在10厘米以下，无庸说是单手执用的。战国到汉代的长剑乃是进攻性武器，其把柄往往在20厘米以上，显然可供双手握柄，不然柄长非但无宜，反而有害。剑身长，把柄也长，其剑的功效主要以“击”来分析，这种长剑至少在用于劈砍（击）时，只有双手握着把柄，才能砍杀裕如，充分发挥其威力。所以，《庄子•说剑篇》载，当庄子身着剑服，以剑士身份向喜好击剑的赵王游说，时，赵王首先问他：“夫子所御剑（或作杖）长短何如？”正反映了战国时长短剑的技术分野已很明确，人们的认识很清楚。
     我们根据出土实物的分布情况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战国铁制长剑首先兴起于楚国。这种锐利的新式短兵器，加上与之相应的一套击刺技术，提高了楚军的战斗力。所以，秦昭王曾经深怀忧虑地说：“吾闻楚之剑利而娼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吾恐楚之图秦也。”楚国之后，崇尚武功、勇于革新的秦国也采用了这种长剑，《史记•荆轲传》记载，秦始皇所佩之剑就是长剑。1974年，临潼县始皇陵俑坑出土的两柄青铜剑，通长都在80厘米以上，其中之一达到91厘米，也属于长剑类型。在楚国，长剑被称之为“长铗”，意即“长把剑”，这个名称本身就足以说明长剑的技术特点。但是，由于对“长铗”一词的解释古今学者不尽相同，认识上不免有歧异，还需要做些诠解。
    “长铗”一词，见屈原《楚辞•涉江》及《战国策•齐策》。为《楚辞》作注的汉代学者王逸说：“长铗，剑名。其所握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杨雄《方言》也说：“长剑，楚人名曰长铗”可见，“长铗”是楚人方言应无疑义。然则，“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本来为先秦古籍作注的汉晋学者们，早就有明确的解释，如晋司马彪云：“铗，剑把也。”依此顺推，“长铗”自然就是“长把剑”。但到了清代，程瑶田、阮元等学者，囿于所见先秦青铜剑多是不同地区出土的传世品，不能全面反映古剑形制，他们各自以所见古剑为根据，一反古训，别出新义。程瑶田说：“铗为剑室，故称长铗。剑把安得称为长乎？”阮元又说：“长铗即夹也，腊也。……以其夹剑身也。”由于程、阮二氏在古器物的研究上都有突出成就，阮氏又是一代学坛领袖，因此，他们的解说容易为大家所据信。至于现代《楚辞》注家，多数人直接注为“长剑”或“剑”，这种解释虽然不算大错，但也容易给读者造成“铗”是剑的一般代称的模糊概念。实际上《战国策•齐策》写得清楚，那位弹铗长歌的冯谖，先是“依柱弹其剑”；“复弹其铗”；进而“复弹其剑、铗”。可见这里的“剑”与“铗”是指同一柄剑的不同部位而言，“剑”言其身，“铗”言其把。正表现了冯谖意气越来越疏狂。另外，《庄子•说剑篇》载庄子对赵文王云：“天子之剑，以燕奚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赵为夹。”此处“夹”为“铗”之通假字，与锋、锷、脊、镡同为一柄的各部位。庄子在叙述一柄剑的各部位时，先言锋，未言铗，基本上自上而下，叙述本身已清楚地表明了铗就是剑把。事实上，“铗”字的剑把含义是由“挟”字引伸来的。《说文》：“铗……一曰挟持。”段玉裁《注》：“一谓读若挟持之挟。”可知“铗”当读如“挟”音。
     到了汉代，剑虽然仍旧分为长、短两种形制，但长剑已遍及海内，短剑则日趋减少。同时在长剑的基础上，又脱胎出了环首大刀，也就是史书中所常见的“长刀”。东汉以后，长剑终于渐渐衰退了，长刀成了军中的主要短兵器。近年，在安徽阜阳西汉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的墓中，出土了通长120厘米、把长28.3厘米的铁剑，这是西汉长剑的典型。前几年，在云南大关、昭通曾出土通长125厘米、把长23厘米的铁剑，这都是东汉长剑的典型。西汉中期以后，通长110厘米以上的长刀，考古发掘所获极多，这种长刀的把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表明在可供双手握把这一点上，长刀承袭了长剑的主要特点。在我看来，厚背薄刃的刀型终于取代双刃锐锋的剑型，象征着短兵实战技术进一步向“击”的方向的偏重。因为对普通士兵来讲，掌握“击”的技术显然要比掌握“刺”的技术来得容易，在群体作战的状态下，特别是骑兵作战，用“击”的频率比“剌”要高，杀伤机率也往往比“刺”要高。同时，这一改进也相应简化了兵器制作工艺，提高了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长剑向长刀的演进在短兵器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一个必然。我国历史上，长刀的使用期是相当长的。前面提到魏明帝赠卑弥呼的“五尺刀”。合今制约120公分，自然也属长刀类型。大致到了魏晋以后，汉代式样的长刀才逐步从军中退出，但至唐宋以后，关于长刀的记载仍然不绝于史书。当然，长剑的衰退也不是说它就从此消声绝迹了，从史书中看，至少在五代和北宋初，长剑又曾活跃在军旅中。五代时，后梁、后周都曾设置过长剑军，一般选用最骁勇的将领担任指挥，似乎是军中最重要的“选锋”，这是五代兵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原因何在，犹待考求。通过以上对名物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确认汉代以前我国有双手剑刀法的存在，而且我们相信，这种剑刀法一定会随同中国制造的剑刀一起东传日本，开日本后世剑道体系之先河。除此而外，我们再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呢？换言之，在我国古代剑刀武艺的遗存文献中，有没有双手剑刀法的图谱呢？

忆瑶姬

明代末年杰出的军事著作家茅元仪，在他的旷代巨著《武备志》中，收进了一部双手剑谱，这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双手剑谱，它是我国古代武艺文献中的瑰宝，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茅元仪在剑谱的序言中写道：“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编中有诀歌，不详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具备。固知中国失而求之四裔，不独西方之等韵，日本之《尚书》也。”茅元仪在《武备志》卷104《器械三》中再次提到过这部剑谱：“茅子曰：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以失其传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其式更不可缓矣。剑无今古，即《武经》之二种而图之。”显而易见，在茅元仪看来，包括唐太宗的“剑士千人”在内的我国古代剑技家们，其施于战斗的剑法主要是双手剑法，不是后世那些“只好看，上阵无用”的一般剑法。他所说的“断简残编中有歌诀”的“歌诀”，应即他与“朝鲜势法”一起收在《武备志》里的《剑诀歌》，这是他从唐荆川的《武编》中抄录来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剑诀》，现在虽不能依诀演练，但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很清楚，茅元仪认为剑法在明代已经失传。茅元仪的这一认识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古之剑法在明代已经失传，并不是茅元仪一人之见，而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其中包括戚继光。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就没有收取剑法，甚至也没有收录刀法，这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明代何良臣在其《阵记》卷2《技用》中，也曾明确指出：“军中诸技，唯刀剑法少传。”宋懋登《九龠集》卷2《钱氏剑策序》有云：“盖余之再游长安也，与英六周千侯交甚欢，千侯尝谓余，古法不传者三：曰剑术，曰坑法，曰画眉。坑法太惨酷，而画眉都确男子气，皆君子所不道。独惜剑法不传，使万世之抱孤忠、怀阴孝、纫深恩者，无从泻其至情，至阴阳日月，反覆薄蚀而不已，则君子不能无遗憾焉。”被茅元仪称之为“朝鲜势法”的这个剑谱，毫无疑问出自中国某个佚名武艺家之手，不但茅氏在序言中确认了这一点，而且剑谱本身的许多特征也足以证明。我们应当深深感谢古代朝鲜的武艺家们，是他们为我国保存了这部在茅元仪的时代已很难见到的无上珍品。它的发现，证明中国古双手剑法曾传到朝鲜，也证明这种剑法还有可能不绝如缕般地保存在民间，只是被官方所漠视。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又不足为怪。需要指出，由于剑谱本身结构上的缺陷，文字术语上的时代隔膜，今天我们试图透彻地解读这部剑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专门下功夫去做。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只能稍稍做些介绍。
     这个剑谱除了“初习四法”外，实际内容是四法，共二十四个图势。四法是：格、洗、击、刺。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剑法的传统术语，在古文献中可以大略考见其渊源。但在总体上已经虚花化了的当代中国剑术里，这些古典术语早已渺无踪影。如此精赅的古典术语竟不被当代武术界所沿用，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四法之中，格、洗是防守法，击、剌是进攻法。二十四个图势，四法各占若干势子。其中格法四势；洗法一势；击法最多，为十四势；刺法五势。从四法各占图势的比例上，就清楚地看到，双手剑的进攻法以“击”为主，以“剌”为辅，这正是它不同于一般单手剑法的最大特点。“朝鲜势法”无疑是很古老的，现在要考定它形成的具体时代有很大难度，关键在于在中国文献中它差不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可资参照的材料太少。图势的绘制年代应该比较晚一些，我们不妨先就绘制年代提出一些看法，聊备大家参考。
    我以为剑谱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元明两代，或者还要早一些。首先，二十四势的谱词中，有不少词语在元人小说《水浒传》和元杂剧中也可见到。试举三例：其一，剑谱“击法有五”的第一法是“豹头击”，在图势中排在第四势，是“霹击上杀”之法。唐豪先生认为“豹头击”即日本剑道中的“诸手上段之构”；我以为此即通备双手刀法之“力劈华山”。按，以“豹头”命名，与《水浒传》林冲的绰号叫“豹子头”寓义相近。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水浒传》第七回写林冲也是“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王利器先生认为，《水浒》中的林冲从武艺、绰号都是模拟张飞而来的，是以形象为绰号。这是元代很流行的比拟方法，所以也被引伸到了剑的动作名称中。其二，谱内出现最多的是“掣”字，这个字在《水浒传》的打斗描写也时常见到。如：第二回：“王进野却不打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进来。”第九回：“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札起裙，掣条棒，使个旗鼓。”第十四回：“只见侧阳首篱门开着，一人掣两条铜鏈。”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字，是明代武术资料中所没有的，这应该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习惯用词。其三，剑谱第十二势“钻击势”的谱词有“鹅行鸭步”一词，亦见《水浒传》第三十二：“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桥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得快？”三例或能说明剑谱还保留了一些元代语言特色，证明它的术语的形成要早于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