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术道文化复兴之剑道——二

忆瑶姬

                         中国术道文化复兴之剑道

         人是文化的最佳载体，与生产技术共同影响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唐至宋初的政治清洗、土地改革、兼并战争等因素猛然间将众多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世族门阀碾成粉末，最有实力传承双手剑刀文化阶层集体退出历史舞台，短短一两百年时间就消灭了一个存在上千年的强大阶层，且是主流文化阶层，如此巨变，对整个古典文化的延续性打击有多大？乃至宋朝立国之后迅速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填补各地世族衰弱后让出的权力空间，生产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培养人才的速度与规模，但文化的传承是数百年的沉淀过程，两宋新兴的官僚集团与中古世族之间是存在明显的文化断代现象，或许古典意义的中国文化断代应该是在晚唐至宋初为划分段，蒙元入侵不过是一个较为彻底的阉割。大宋王朝开启了繁荣的市井文化时代，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草根文化世界，他们是新生的文化载体，缺乏传统贵族深厚的文化延续性，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非数十年可塑，特别是在一千年前的世界。社会转型固然是时代的进步，这种非良性的运作，导致中古文化未能顺利的向两宋文化完满传输，实在是一大损失。
    其二：皇权的进一步加强，是两宋成为抑制武人地位的重要原因，“重文轻武”的政策是针对武人地位的防备政策。武备在有宋一代仍然得到发展，毕竟面对北方相继崛起的强大游牧帝国，这些游牧民族在汉化之后更难消除他们的威胁，丧失一系列先天军事优势后，宋朝统治者越发重视武备中远程武器的开发，以及城防系统、后勤保障的完善
    传统中国士人文化中，基本奉持孔子“文武不偏废”的理想，汉唐尤其如此。宋朝文武分制，也有利社稷稳定，偏偏画蛇添足，统治者对武人的忌惮，助长民间轻武风气，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政策的“重文轻武”在社会上意识化之后，华夏民族尚武的精神也就逐渐消退，在文化心理上也与传统产生裂痕，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可见两宋民风瀛弱至此，岂能期寄传统剑、刀、弓术在民间发扬壮大？套路武术倒是在两宋颇有发展，但练着好看，上阵无用，不少分支流露为街头卖艺，杂耍一般，与剑刀的黄金时代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本因“合一”的两种文化性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畸变已在所难免。科举制度与商业蓬勃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将当时的中国人引向功利主义，这种社会导向，缺乏相对应、有效的批判力量来调和社会的极端发展。

忆瑶姬

   其三：战争形态的转变，迫使长剑刀在宋军中的使用率大为降低，在彪悍的游牧骑兵面前不管是骑射还是重兵器骑兵，都不是没有战马的长剑刀步兵能单独面对。每次胡人来犯，骑兵规模少则数万，多则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军要准备数倍的防御部队与后勤队伍，高频率大规模的战争，消耗巨大，宋军野战不胜，退求城防消耗，后勤多难保障武器的供应质量。这一时期是远程武器的黄金时代，弓弩在杀伤游牧骑兵上更具优势，或更符合宋军的实际情况，战争往往决定了某项兵器的命运。
    蒙元灭宋之后，进一步加强专制权力，对民间武学的禁止空前严密，诸多实战武术因此失传，双手剑刀术自不能幸免。蒙古人征战范围广大，其骑兵武器的配备多是劲弓加弯刀，这种特色自宋亡以后对中国刀影响深远，同时期中、西亚以及日本各式弯刀借助朝贡与贸易，深刻影响了中国刀的形制发展。明代中国的种类繁多的弯刀即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历史走到这里，华夏民族丢失的不仅是双手剑刀术，连自家根本的长剑刀和锻造技术都湮没在历史尘堆之中。
    明朝自建立以来，努力恢复蒙元对两宋的社会经济破坏，念念不忘重回汉唐，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成就斐然，在“西学东渐”的催化下，努力汲取西方文明的优点弥补自身的不足。晚明一批优秀的武学家在日本刀的冲击下，深感传统双手剑刀术的失传，经过对日本刀及日本剑术的研究，力求能得到启发，复兴传统的中国双手剑刀，宋明时期日本刀在中国市场巨大，日本剑术在晚明拥有众多中国名家习练者。当代武术家马明达教授，在民国唐豪先生的考证基础上认为日本剑术应该是两汉三国时期中国剑刀传向日本时，在中国的双手剑刀术基础上发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