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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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转自--NGO发展交流网

引言：吾国立国最古，文化最先，五千年来养成良善风俗者，莫不由于儒、释、道之学说所熏陶。——民国大慈善家熊希龄

正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专门官职来施予惠政，救济贫病之民。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慈善思想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随后的佛教、道教典籍里亦有关于慈善的论说。各流各派虽在表述上不尽相同，然义理相近，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民众以及人类共通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这对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民众乐善好施风习的形成。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主流之一。儒学的思想内核为“仁”，讲求由仁而趋善，由此，儒家文化的慈善观就是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的，从而构筑了包括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在内的十分丰富的慈善思想体系，并对中国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仁爱思想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善即为仁，而仁就是爱人。孔子所提出的“仁”是一个道德感情和伦理规范相结合的范畴。为实现“仁”，人们须扬善止恶，加强人格与道德的修养。他认为，“仁者爱人”应从“孝悌”、“忠恕”开始，实现道德践履。
       儒家的仁爱慈善观在孟子的学说中得到进一步张扬。孟子主张先天性善，并提出人性的人心固有的四个善端：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善端，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布善祛恶的力量之源。其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正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动机所在。
       孟子所提倡的“仁”与“爱人”向更广大的非血亲人际关系层推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仁民”而“爱物”的扩展，即要求人们以博大的胸襟、仁爱的心胸去爱世间的一切。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士子儒生，并以此相互劝勉，竭力兴办慈善事业。

二、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时期，其时各部落酋长已初步具有了“民为邦本”的思想观念。孔孟也接受了这种观念，并且有更深刻的阐说，从而使民本思想成为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孔孟儒学中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反映到社会慈善观方面，就是主张君主要"惠民"，实施仁政。孟子则充分阐析了“惠民”与“得天下”的关系。他认为通过采取的惠民举措，予民众以福利，这样，“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万民归附，自然而然就会赢得天下。
        儒家的民本思想，推及于社会生活，便成为历代王朝统冶者实行种种惠民政策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每有巨灾发生，统治者都谨奉“民为邦本”的古训，通过施粥、赈谷、调粟等多种慈善救济措施来赈恤众多灾民和流民，以期达到“博施于民可百能济众”的慈善事业的最高境界。唐宋明清诸朝的一些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即受到这种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力行仁政，敬德保民，兴办或扶持慈幼局、养济院、普济堂等各类慈善机构，中华的慈善事业也由此相承不衰。

三、大同思想
       儒家大同思想的形成，应该说，与孔子主张财富均分，反对贫富悬殊有关。在孔子看来，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财物分配平均是最重要的，物同一体，便无贫富差别，人人才会和睦相处。孔子具体描绘了令世人心驰神往的大同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皆有所养。”稍后，孟子也提出了一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理想社会。
       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界影响极其深远。如东晋时期的陶潜将之引申而著《桃花源记》，展现出一幅同耕共织、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画卷。及至近代，洪秀全则以之为蓝本试图创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太平天国；康有为亦素王改制，传《大同书》于世。可以说，大同思想为后世举办慈善事业引向一条通往美好前景的路途，使得许多乐善好施的仁者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孜孜不断地致力于济贫弱、助危困的社会慈善活动，以期天下成为一家。

四、义利观
       义利观也是儒家文化中蕴涵着的慈善思想的一个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君子才能超越眼前的利益而成为道德的典范，甚至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到对人的生命终极关怀的高度。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追求仁义而不惜付出生命。
       这也使得后来者在义和利之间抉择时，无不敦诚信义，舍利而取义。有谓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正是受儒家义利观的熏陶，古代一些儒者都重义轻利，不言名利，孜孜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商”在古代虽为四民之末，然亦有不少商人自幼习儒，不以利害义，在经商致富之后，乐输善资。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商人便自觉地加入到社会慈善活动中，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诸如，这时期著名的徽商、晋商以及宁波等地的商帮中，一大批商人都好善而尚义，舍财捐资创办起会馆、行会为贫病的乡贯进行慈善救济，或报效社会，积极参与灾荒赈济，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道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是中国本民族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老子》、《庄子》及其他的道家(教)的文化典籍，都蕴含了十分丰富的人文伦理思想，诸如“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遂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老子著《道德经》(《老子》)，书中主要述其“自然天道观”，强调法效“道”。在伦理道德上，他主张“清净无欲，独善其身”的人生观。他对“善”、“恶”有着独特的看法。他提出尘世问应依照、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样，以善意对待不善良的人，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社会走向至善。这种观点、看法经过进一步的引申与升华，便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
       善恶报应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在道家经典中得到反复的申述。如：“积功累仁，祚流百世”、“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等等。其实，这是殷商时代就有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之说的进一步阐说，并使之世俗化。这些善恶观念，一一被道教(家)所继承和发扬，并屡屡论及。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为而治”、民风淳朴的乐土。他对严苛的政治给予了抨击，，提出应当改变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效法自然界“损有余而补不足”，学有道的贤者圣人“能有余以奉天下”。只要人们都清心寡欲，毫不利己地尽全力去帮助他人，不与人争，那么“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就会来临。 庄周他亦主张“富而使人分之”，救济贫者。此外，他以为今之为政者养育百姓，应“爱人利物”。老庄思想对道教的发展自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对西汉初年“黄老无为”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及其后世慈善之政的发展也不无关系。
       东汉顺、桓之际，道教正式诞生。早期经典《太平经》，反映了早期道众的济世观：替天行道与除恶扬善。它糅合了先秦儒、道、阴阳诸家思想，企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太平经》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设想，描绘了公平、同乐、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要求道众敬奉天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道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太平经》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私人所独占，由此提出了“乐以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
       《太平经》的“承负说”亦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承负说”是在"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的遭报应，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其善恶的报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五代。“承负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人的行为，赏善罚恶，毫厘不爽。
       《太上感应篇》是依道教经籍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劝善书，大致编纂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已广泛流传于社会。它以道司命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大约在同时期，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的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刊行于世，民问行善之举渐渐蔚然成风了。两宋时期慈善活动的普及、发达，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教早期劝善书的行世有割不断的思想渊源，及至明清诸种劝善书的风靡，其源亦应溯于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佛教东传后，受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善恶观、人生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它的社会功能也就趋向一种劝善化俗之道，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佛教的慈善伦理情怀与儒家仁爱之心、仁义之道具有了相通之义。

一、 修善功德观
      善恶是中国佛教文化中关于心性论的一对范畴。在印度佛教中，它原指心性的净染。佛教制定了一系列戒律约束众徒，以断恶修善。佛门认为，只有不断改过，心地才能恢复清净，才能修成善果。因此，佛门中有“十善十恶”之说，对于修行实践的佛徒在修善方面还有更高的要求：即"修三福"，"持五戒"。佛教的伦理道德观推动了南北朝以来中国慈善活动的开展。后世人们不杀生而行放生，建放生池立放生会，不偷盗而行施舍，设善堂建义局，凡此种种善行就是佛教教义中三福、五戒、十善中蕴含着的慈善思想外在的具体表现。
       至于行善的方法，佛家也有其特别的论述，诸如：“修福田”、“布施”等。此外，佛教还讲爱语与利行，以此度众生。爱语是以善言相劝谕，并以众生平等之心，亲近众身，随机教化。利行则是笃行诸种善举，以利众生。这就是说，佛徒应该与众生结缘，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逐渐指引他们修德行善，为芸芸众生逃去劫难度向来世。这种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行愿精神，不仅对出家僧尼和在家居士有着向引意义，而且对广大民众也产生一种世俗伦理和舆论习尚的约束力。

二、因缘业报说
       因缘业报说，也称作“果报论”。是佛教慈善思想的内容之一。佛教认为，善恶行为的潜在力量在时空中承续相沿，生起一种“业力”，将带来或善或恶、或苦或乐的因果报应，由前世引发至今世，并延伸至来世，便形成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业报轮回。
       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渗透到社会伦理生活中，更具威慑力地规范着人们的善恶行为，并进一步充实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观念。诸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劝善嘉言，妇孺俱晓，童叟皆知。缘于对来世受苦受难的恐惧，人们注重对自身的修养，广结善缘，尽量地积善积德，踊跃参加修桥补路等活动，使民间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持续不衰。

三、慈悲观念
       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同时也是佛教慈善渊源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奉佛信众来说，欲成圣佛，即须胸怀慈悲，以慈爱之心给予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佛门还进一步讲“大慈大悲”。把慈悲扩大到无限，扩大到一切众生。佛教也把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救济事业看成是慈悲之心的外化表现。同时，又时时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善待众生，以宽宏的胸襟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广行善举，求得菩提的佑护。

管仲的“九惠之教”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慈善思想涉及面十分宽泛，概言之，“九惠之教”是其慈善思想最集中的体现。管子认为，君上为政，应以安定社会，教化百姓为主要目标。国君在临民之初，即应发政施仁，“行九惠之教”。所谓九惠之教，“一日老老；二日慈幼；三日恤孤；四日养疾；五日合独；六日问病；七日通穷；八日振困；九日接绝”。从这"九惠"的内容来看，它基本上包括了对老人、儿童、穷人、病者等所有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即使与现代社会实施的福利保障措施相比也相差无几，可见管子慈善思想的宏富和全面。更为可贵的是，管子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来施行这些慈善之举。
       管子的慈善观还反映在要求统治者体恤民瘼，厚施薄敛，裕民厚生。为政者要多体察民情，了解民风，推行爱民、惠民政策才能取悦于民，还信于民。这也是同他主张的“兴德六策”相一致的。

墨家文化与慈善思想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兼爱”的学说，即“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也是墨家济世救人的良方。由此，墨家成为孔儒之后很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兼爱、贵义、互助、共济的慈善观构成了古代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一部分。
       墨子把“爱”和“利”相统一，认为“兼而爱之”，就是“从而利之”，“兼相爱”等同于“交相利”。在墨家思想体系里，利与义具有一致性，重利也就是贵义，利天下乃是最大的义。墨子讲“交相利”，主要是指人与人应互帮互助，不能损人利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在具体做法上，墨子提出每人应发挥所长，竭尽其能，从体力、财力、智力各方面帮助别人，去实践“兼爱”的理念。“兼爱”慈善思想还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主张“爱无差等”，不受礼的约束，也不拘所爱对象的社会等级均一律予以关爱，墨家认为“爱”应该是利他的，不包含着利己的动机。此外，墨子还提倡“非攻”。
       强调粮食积贮对救灾备荒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墨家慈善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亦成为后来义仓、常平仓积谷备荒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渊源，在长期的慈善救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家文化与慈善思想
       法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斯、韩非等，他们共同的观点即主张以刑赏为治国方略。在法家丰富的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一些慈善方面的内容，亦为后世多所借鉴。
       在仓储备荒的救济措施上，商鞅、李斯和韩非三位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都有着相同的看法，都比较重视农耕，发展生产，丰仓裕廪。这对于后来的政府推行慈善事业、稳定社会秩序亦有积极意义。
       在济贫的措施方面，商鞅主张由政府来调节贫富悬殊，以图强国。“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对于那些平时不努力生产而无积贮的人，商鞅则认为他们不应当得到救济，反而要受之以刑罚，所谓“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即通过强制手段来促使其辛勤耕作，消除冻馁之虞。这种济贫主张对后来者的慈善行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救助，韩非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政治的角度讲，他亦主张国君为获取民心，采取“惠民”政策，然而，韩非却反对以向富者征收重赋的方式来救济贫者，认为这样是劫富济贫，容易滋生贫者的惰性，会出现养懒汉的消极现象。如果民众致力于农耕稼穑，垦荒拓殖，就不会挨饿受饥，遭遇贫困了。宋明时期，居养院、栖流所、养济院等官办慈善机构，岗救济形式单一，只是单纯的给粟施物，享其所成，且有冒领冒养的弊端，故曾被人指责为养惰民之所。后来人们渐渐注意到这种侈惰的现象，认识到韩非子有关言论的价值，汲取他的若干观点，对传统的慈善救济方式进行改革，出现了以代赈等新的积极的慈善救济方式。到了近代，人们在慈善救济过程中注重“养”的同时，亦更加重视“教”的问题，即二者并重，教养兼施，向受助者传授一些基本的生产技艺，使其最终能够自谋生计，自食其力。
（编/周丹薇 摘编自《中国慈善简史》周秋光 曾桂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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